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是否向公众发表有关其私人领域的言论，未发表过的言论不能被强加于其身上。
[68]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轈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比如，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的《独立宣言》所创造的美国在其宪法之中许可或者暗示了奴隶制。
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无法为人权奠基，因为理性恰恰首先做出了等级区分，将权利主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实际操作中往往还要出生于同一共同体中。可以说，新世纪已经不仅仅是走向权利的时代，而是切切实实地进入了权利的时代。[33]前注[28]，〔美〕罗蒂文，第333～334页。[42] 与休谟一样，斯密同样认为同情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有赖于人的想象力，因为作为个体的人无法直接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和悲伤。
人的自由跟动物的自由不一样，是在于他可以变成他想变成的那个样子，即人有一种自我形成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可以不断地改造自我。同情心恰恰是因为进入了社会状态人类天性败坏之后才慢慢丧失掉的。实验性规制并非一劳永逸，[45]必须经过适用、评估、修正或者废止等几个阶段，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6]近些年来，正因为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以云计算、大数据、宽带网络、智能终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应用，导致全球分享经济进入高速扩张期，从一个城市开始，扩展到地区、国家，最终演变成为分享的世界。[3]柳悦丰、张鑫：中国发展分享经济的机遇与建议，《经济论坛》2015年第12期，第82页。对此情形，规制者的推辞是需要全面收集信息才导致规制迟延，然而全面的信息并不一定就是有用的信息。根据国内学者的梳理分析，认为分享是人类的天性，自古有之。
如此可以降低规制者犯错的概率以及收集更多的信息，抵消许多的规制偏见。之所以说是创新的方式，首先，相比于传统经济模式，消费并非仅仅以自己占有的形式来展开，而是通过协议获取使用某种产品或者服务，分享可以满足人类源源不断的需求。
利用时限的调整，以及规制后评估手段的应用，规制者可以消除公众认为规制创新过早的担心或者不正确规制的顾虑。在分享经济实践中，虽然信息技术可以使得互联网平台透明地接受公众监督，利用数据分析解决一些负外部性问题。同时，公众更期待政府规制本身也能够创新，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从而与创新相匹配，促使创新不断发生，真正关切公众的需求。[15]尤其是行政许可或者对产业的其他准入要求，或者基于风险预防的原因，认为新兴产品具有潜在风险而不得运营。
即使是在分享经济领域，分析交通产业、医疗产业中创新和规制关系时考量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每个产业中的内生变量各有特点，与规制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因此有所区别。事实上，企业会基于占有市场的考虑而不断提升自我规制的水平。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领域的分享经济实践面临着法律规范、规制的完善甚至法治思路的变革，需要深入研讨法律、规制与创新的互动性问题。[7]分享经济实践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先前并不存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创新，其首先起到了身份识别、需求和供给汇聚整合的功能。
创新不断展开，领域不断扩展，政府规制应对的创新亦将持续不断。（一）善于利用自我规制 长期以来，讨论政府规制的合法性问题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假设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和私人利益理论，然而两种理论过分地夸大了公、私双方的对抗。
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导致经济社会结构变得复杂，私人主体凭借技术优势有能力也有意愿积极参与到规制过程中来，这也导致规制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4]参见程维、柳青等：《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中国工信出版社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4期。另外，现实世界中由于城镇化加速、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等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环保理念的传播等也是分享经济产生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也有两种做法：一是修订既有规制，以旧纳新。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政府应该根据创新的特征，寻求建立与学术界、实务界之间的协调机制，有效探讨创新的持续发展。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并相互影响。那么，此时传统的规制者就应该将政府、市场、社会视为一个整合性、关联性的体系来加以对待，制定规制时不能够以便宜执法为唯一的目的，政府的角色要从规制者、控制者转变为促进者与协调者，将产业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公众需求等诸多问题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分析成本和收益，关切市场、社会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实现通过规制促进创新。
探讨分享经济如何为低收入者提供福利而不视其为高端消费。（四）规制实施效果是实现互动关系的体现 对于分享经济等类似的创新实践，公众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一旦规制设定之后，规制机关监督、制裁违法和不遵从行为的能力如何？由于如今的规制内容较为原则和宽泛，规制者或者被规制者能够合理地行使这些裁量权吗？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时可以排除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如何有效控制城市人民政府权力滥用颇为重要。
在中国，传统的规制体系是以集权、层级管理为主，注重事前许可，与分享经济所呈现的网络化、扁平化、跨区域、跨行业的特征有所冲突。但从规制和创新之间的互动实践来看，许多创新会因确定的、及时与合理的规制而更加具有活力。
为了使规制与创新能够尽量保持同步，政府要在充分了解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处理好是否规制、何时规制、规制方式的选择、规制时限的设定以及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价等问题，从而实现创新和规制的良性互动。自20世纪以来，基于法律的确定性、秩序、理性、客观、统一等形式而规范经济社会发展，但事实上，多样性、适应性、灵活性以及实验性的特征亦不可或缺，否则经济社会会生机尽失。
本文以分享经济为例，探讨了分享经济创新及其给规制带来的挑战，以及规制如何与其实现有效互动，最后指出一些方法包括自我规制、实验性规制、规制与治理的互动等的综合应用，意在促进政府规制的应对发展。从交通、金融、住宿开始，餐饮、物流、教育、医疗逐渐介入，并朝着农业、城市治理等诸多领域扩张。当然，创新和规制的关系相当复杂，会因不同领域、产业而有所差异。此外，当创新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交织在一起时，本身是否需要规制更加难以判断。
在此之间，规制介入时机的选择亦经常困扰着规制者。合法性考量涉及自我规制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以及自我规制如何形成和运作等问题。
所谓实验性规制（experimental regulation）或者实验性立法即是政府规制与创新保持同步应对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两相比对，2016年7月再次颁布的新规在理念上有所改变。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规制者如何处理好创新和规制的互动关系。如果解决得当，有可能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合理定位，甚至可能会引发中国治理与法治体系的变革。
第三，要建立学习机制不断提升规制水准。这种情形也导致企业或者行业有了更为广泛的裁量权，先前一些产业的自我规制措施并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行使这种裁量权时缺乏透明度、消费者参与和可问责性。有时信息过多，反而会影响决定的作出。对于什么样的损害证据可以引致风险预防行为，目前仍无定论。
规制与治理的互动，就使得规制既涵盖自上而下的规制，也涵盖自下而上的规制。（二）规制方式的选择是实现互动关系的关键 规制既要保障消费者安全，又不得对创新和技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抑制产业增长。
在规制国家中，政府一直与产业创新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40] See Sofia Ranchordas,Innovation-Friendly Regulation: The Sunset of Regulation, the Sunrise of Innovation，Jurimetrics Journal, Vol.55, No.1(2015), pp.201-224. [41]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是一种自下而上同自上而下并存的治理模式，众多非政府体在此模式下激发了自己的能量，开始应对各种新问题。
创新本身与风险、机会等相连，而政府规制则与稳定性、可预测性相伴。虽然创新和规制之间关系复杂，但是互动关系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规制可能阻碍创新，原因主要在于规制对创新施加了过度的负担。
